张国焘，生于1897年。在投靠国民党之后，1948年随国民党迁往台湾之际，他已年届半百，时年51岁。自此直至1979年，这位历史人物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31年，享年82岁。
在这31年的漫长岁月里，张国焘始终在动荡不安中辗转。期间，他面临了无数次的抉择。最终，是凭借坚定的意志力，他所做出的决定，注定了他悲惨命运的结局。
与国民党分手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接连获胜。彼时的炮火轰鸣声，已横扫中国北疆。解放军的锋芒直指江南，国民党的根基岌岌可危。众人的目光已明，国民党之败局已定。蒋介石亦开始谋求退路。
蒋介石选定台湾作为其最后的立足之地，随即派遣众多国民党高级官员前往台湾，展开前期筹备工作。这一意图迅速在国民党高层传开，他们纷纷寻找途径或借口，携家带眷，迁往台湾。
既然自己已与共产党决裂，一旦共产党掌权，自己恐无立足之地，不如趁早远走他乡。看到众多国民党高官纷纷迁往台湾，他也只得随波逐流，前往宝岛。于是，在1948年的冬季，张国焘毅然关闭了《创进》周刊，处理完相关经济事务后，携带手中尚存的数千美元，踏上了前往台北的旅程。
张国焘抵达台北之际，众多国民党要员以及来自上海的商贾早已捷足先登，将台北市的空置住宅尽数占据。无奈之下，张国焘寻觅不到一处安身之所，只得向国民党当局寻求援助。然而，国民党官员对他的态度却显得颇为冷淡，这其中自然有着不为人知的缘由。
其首要原因之一，乃张国焘转投国民党阵营后，虽曾尝试策反共产党军队，却终无成效。此后，尽管他竭尽全力，亦未取得显著“业绩”。国民党方面视其利用价值已尽，遂不愿继续供养。
其二，张国焘虽隶属国民党，实则持有独立政见，其为人行事，恪守己道，难以与当时国民党上层那般钩心斗角的风气相融合。
第三个原因，在于张国焘在上海主持《创进》周刊期间，虽对共产党有所指责，却也显露出一种对国共两党保持中立立场的姿态，仿佛意图树立起独特的旗帜。
国民党方面认为，张国焘与其并无同心协力之意。
原因之四，是国民党到台湾的最初几年里，遇到很多麻烦事：台湾当地人不理解他们，反对国民党入台；国民党刚刚入台，需要巩固台湾阵地；国民党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其上层正忙于处理各种事务，搞得焦头烂额。总之，国民党自顾不暇，根本顾不上张国焘。
历经波折，张国焘终于认识到国民党已不再关注他的境遇，于是不得不另寻出路。所幸，在他担任江西国民党地方职务及主理《创进》周刊期间，他积攒了一笔微薄的积蓄。正是这笔钱，使他得以在台北租赁一栋住所，从而将家人安置妥当。
国民党高层对他创办刊物的意图持有疑虑。
当前国民党已无力顾及刊物出版，你若再行创办，亦鲜有人问津，此举似乎不甚必要。张国焘在深思熟虑后，认为此言颇有道理，遂打消了在台湾重新复刊《创进》的打算。
然而，闲置无所事事终究不是办法，毕竟一家人的生活还需维持。因此，张国焘再次向国民党当局寻求工作安排。
国民党对他并无信任。无奈之下，张国焘只得居家赋闲。
然而，未过多日，国民党方面便派遣人员前来接管张国焘所租住的居所，声称：该区域内的所有房屋均已划定为东南“行政长官”公署的用途，并要求张国焘在三日内必须搬离。
张国的私宅，虽由己资租赁，却遭禁止入住，实乃失礼之至。忍无可忍之下，他毅然决然前往国民党“行政院”寻求公道。
一位“行政院”官员语气冷淡地回应道：“此事当以公事处理，征用的房屋不止你一家，你需另行寻觅住所。”
张国焘与该官员发生争执。该官员亦不退让，反唇相讥道：你曾是中央执委，那已是往事，你现况如何？有胆量就去向共产党索要住所吧！
听闻此言，张国焘心中顿生寒意。回到家后，他反复权衡，最终决意与国民党断绝关系。
离开国民党后，在台湾无法立足，去向何方？大陆正面临共产党即将掌控的局面，不宜前往。无奈之下，只能选择香港，那是一个由英国人统治的地方，英国人的话语权至高无上，中国人在那里居住，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无法对其施加影响。在作出决定后，张国焘带领全家迁往香港。
张国焘来到台湾整整一年。他本来还想与国民党合作，但他又在思想上与国民党有隔阂，看不上国民党上层的腐败，他只盼望国民党方面还能容许他这个有一点不同看法的人存在，给他一碗饭吃。没想到，国民党方面已经决定抛弃他了。一年来，他到处碰壁，连个差事也没有谋到，只得离开国民党。可是，到香港能干什么？他心中一点数也没有。
第三势力难相处
张治一抵达香港后，立刻有政治人物前来拜访。他一眼就能辨识出这些人：顾孟余、李微尘——他们正是第三势力的核心成员。
顾孟余、李微尘二人，昔日皆为国民党要员，然而，他们在党内毅然决然地站在蒋介石的对立面，高举“改组派”的旗帜，自然无法继续在国民党内部立足。20世纪30年代，他们中的一些人潜入共产党，却同样遭受了清洗，其中不乏牺牲者。如在鄂豫皖根据地时期，张国焘便亲自下令处决了众多被冠以“改组派”标签的人士——此乃事后之笔注。
自此，国民党“改组派”悄然退出历史舞台，部分人士以第三势力的身份，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积极开展政治活动。他们力主效仿英美模式，借助美国之力推进资本主义建设。毛泽东曾对这种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的构想进行过批判，蒋介石亦对此持反对态度。
于是，第三势力的代表人物在大陆和台湾均感不适，只得逃至香港，寻求一线生机。顾孟余与李微尘成为第三势力在香港的核心人物。抵达香港后，他们并未停下脚步，依旧传播自己的理念，并积极组织相关活动。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国民党内部争取支持者，以增强自身实力。因此，他们始终密切关注国民党高层人士的政治动态和处境。张国焘在台北受到冷遇，他们早已有所耳闻。鉴于张国焘在上海创办的《创进》周刊所倡导的理念与己方相近，他们决定邀请张国焘加入阵营。于是，张国焘抵达香港后，顾、李二人立即与他取得联系，表达了合作的意愿。
初抵香港的张国焘，既无亲友依托，亦无安身之所，正陷于无路可走的困境。尽管深知自己与第三势力在政见上存在分歧，但无奈之下，也只能选择与他们携手合作。于是，张国焘便搬进了李微尘在香港的闲置房屋中，这一家人才得以暂时安定下来。
数日之后，张国焘、顾孟余、李微尘携手商讨，一致同意组建一个新组织，并命名为“民主战斗同盟”。顾孟余担纲领导之职，并着手创办一份刊物，定名为《中国之声》。张国焘受命担任社长，而李微尘则担任主编一职。
然而，张国焘终究是一位政治人物，秉持着独到的政治见解。他的观点，从根本上讲，与第三势力存在分歧。故而，在共同创办组织、刊物的过程中，三人间的差异逐渐显现。身为社长的张国焘，致力于为刊物设定方向，意图发表能宣传其政见的文章。相较之下，顾孟余与李微尘两位同仁则坚持发表宣传第三势力观点的文章。起初，三人间的矛盾尚能调和解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愈发激化，直至双方陷入僵局，互不退让。
张国焘意识到自己处境孤立无援，于是将昔日在上海共同创办《创进》周刊的几位同仁邀至身边，同时将顾、李二人麾下的部下逐出。此举激怒了顾、李二人，他们秘密商讨后，决意将张国焘驱逐出局。
经过商议，他们适时把握住了一个时机，向张国焘坦白道：“张先生，遗憾的是，我们这里无力承担您这样杰出人才的费用，恳请您另寻他处施展才华。同时，也请您为您的家人寻找一处更为宜居的住所。”
一听此言，张国焘便洞悉了其中的含义。未及多言，翌日，他便携带家人悄然迁离。所幸在此之前，张国焘早已预见与第三势力难以长久共处，终将分道扬镳，因而早已未雨绸缪，暗中寻觅了新的居所。故而，当与第三势力的关系破裂后，他迅速便找到了新的住处。
单干户
因与第三势力不和，关系破裂。张国焘心灰意冷，不再寻求加入任何团体。然而，生活还需继续，他一家必须维持生计。经过深思熟虑，张国焘决定自主创业。
幸而张国焘亦为一代风云人物，身为共产党初创时期的发起人之一，他曾在李大钊、陈独秀的身边学习和工作，担任过共产党的要职，创立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并一度成为红四方面军的最高指挥官，率领过近十万大军。然而，他亦曾背离共产党，转而投靠蒋介石，一度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宾。即便后来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也曾一时声名鹊起。因此，熟知其名者众多。张国焘便决定利用这一优势，投身写作，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他自诩，其文稿颇受香港各大报刊的青睐。
即刻付诸行动。张国焘迅速订阅了数份报纸，开始深入研读时政动态；在形成个人见解之后，便着手撰写时政评论，并将稿件投递至香港各大主流报刊。
张国焘的预判并未失准，他所撰写的文章，在香港各大报刊上确实颇受欢迎。香港作为商业社会，其报刊亦遵循商业化运作模式。为吸引读者，各类政治观点在报刊上均有体现，不同政治家的文章亦纷纷登台。张国焘的名声早已远播，单是他的名字便足以引起人们的好奇心，更不用说他的文章中蕴含的独到政见了。因此，每当张国焘投稿，总能一投即中，且稿酬丰厚。正是凭借这些稿费，张国焘得以在香港安顿下来，一家人的生活亦得以无忧无虑。
在这一阶段，张国焘所撰写的文章中，最具影响力的无疑是他对朝鲜战争的点评及其对战争前景的深入剖析。曾身经百战的张国焘，不仅对军事有着深刻的理解，更熟悉共产党军队的战斗风格。他笔下的战争预测文章，往往透露出一定的先见之明。正因如此，他的文章受到了广泛的喜爱。在那个时期，香港各大报刊纷纷邀约他的稿件，张国焘一时之间竟难以招架，只得夜以继日地挥毫泼墨。一篇篇军事点评，一篇篇时局预测文章，相继在香港各大报刊上亮相，以至于中国和美国的高级军事领导者也开始关注起张国焘的军事分析文章。
然而，盛景不长。随着朝鲜战争步入持久战的行列，公众的目光不再如先前那般聚焦于朝鲜战场；加之双方纷纷投入空军力量，而张国焘对空军参战后的战局缺乏深入了解，其后期撰写的军事评论文章，常常陷入空洞的议论之中。因此，他的文章读者群逐渐缩小，香港各大报刊也不再向他征稿。
当时，香港各大报刊上的论战文章，要么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要么是国民党的声音，亦或是第三势力的观点。张国焘的政论文章，既未偏向共产党，也未向国民党倾斜，更不属第三种势力范畴，因而他的文章并未引起广泛关注，其声音显得格外微弱。香港报刊偏好热闹文章的刊登，这也使得张国焘的文稿备受冷落，稿酬收入亦随之大幅减少。
连遭两祸
原本，稿酬即属不稳定收入之列，然而近期这一领域的收入锐减，张国焘一家的生计因而陷入困境。迫于无奈，他只得另辟蹊径，寻求新的生计途径。
当时，受朝鲜战争波及，香港的黄金价格呈现急剧攀升态势，张国焘于是萌生了涉足黄金市场的念头。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期间，他辛勤笔耕，积累了一笔微薄的积蓄。后来，他前往香港撰写稿件，凭借稿酬再度攒得一些资金。将两者相加，他手头积攒了5000美元。他将这笔钱悉数投入黄金市场，寄望于黄金价格的持续上涨。待价格攀升至理想水平，他便计划抛售黄金，兑换成美元，以期实现财富的巨大增值。
既然朝鲜战争尚在持续，那么他将继续撰写军事评论，坚信自己的文章仍能获得报刊的青睐。
然而，沉醉于成功喜悦中的张国焘未曾料到，灾难悄然降临。他素未涉足商界，缺乏经济洞察力，对商海的波涛汹涌一无所知，对香港的经济状况亦毫无了解。此外，他鲜少涉猎经济议题，尤其是对香港那波诡云谲的投机经济，更是缺乏深刻认识。因此，当他踏入投机市场之际，便注定会在未来的某刻栽跟头。更有甚者，张国焘对时局的研判亦谬误百出。他未曾想到，历经长期艰苦谈判，朝鲜战争最终签订了停战协议，这一消息对一路攀升的香港黄金价格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然而，张国焘素来自负，固执己见，不肯更改初衷。当香港市场上大批购金者竞相抛售手中黄金之际，他却吝于割舍，一心寄望金价会继续攀升，梦想一跃成为巨富。未曾料想，转瞬之间，香港金价竟急剧下滑。待他匆忙将手中黄金卖出时，金价已跌至谷底，原本的5000美元，仅剩2000美元，损失高达3000美元。须知，当时3000美元绝非小数目，足以维系他一家生计，亦是他后半生的依靠。张国焘懊悔不已，急火攻心，顿时病倒，养息数日方才康复，然而心中那份懊恼却始终难以消散。
不久，张国焘又遭遇了不幸——他的妻子杨子烈不幸摔伤。在20世纪50年代，若要在香港维持生计，每户人家都需要储备两三千美元的资金。一旦遭遇疾病或其他意外，这笔资金便成为至关重要的保障。然而，张国焘因黄金投机生意失利，所剩资金仅有2000美元。
原本这笔2000美元是不得挪用的，然而，鉴于张国焘一家人的生活需求迫切，且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他们不得不动用这笔款项。然而，这笔钱很快便告罄，家庭生计顿时陷入困境，吃饭都成了难题。
面对这样的境遇，张国焘的夫人杨子烈不得不前往一家商店谋得一份生计，以此每月获得些许收入。然而，那家商店距离张家相去甚远。为了节省车费，杨子烈毅然选择每日步行上下班。到家后，她还得亲自下厨。一天的辛劳过后，她已经筋疲力尽，但仍需前往菜场采购食材。毕竟年岁已高，她的腿脚不再那么灵活。不幸的是，她一脚踩在西瓜皮上，摔倒了，却无法再站起来。
路人将她紧急送往医院，并及时告知了张国焘。张国焘闻讯赶到医院，听闻巨额医疗费用，不禁愕然失色。原来，杨子烈受伤严重，臀部骨盆骨折，手术费用高昂。张国焘不得不四处借贷，东拼西凑，终于筹集到手术所需资金。这让他一家的经济负担再次加重，生活愈发艰难。然而，杨子烈的手术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出院后只能成为跛子，再也无法从事劳动。
试图回大陆养老
在张国焘陷入困境之际，他的长子张海威伸出援手，及时提供了资助，使他得以勉强度日。然而，张海威仅以教书为生，收入微薄，长期依赖他的接济并非长久之计。无奈之下，张国焘只得笔耕不辍，期盼通过稿费来维持生计，并逐步偿还债务。
随着二战的落幕，尽管张国焘在撰写军事文章方面颇具专长，但他的文章却鲜有人问津。至于政论文章，他更是陷入了“三不靠近”的困境——既不靠近共产党，也不靠近国民党，更不靠近任何第三势力。而他的独立立场亦未能得到广泛认同，导致这类政论作品同样不受青睐。香港的各大报刊也不再像昔日那般采纳他的稿件，退稿信成了他日常的常态。在走投无路之际，张国焘想起了共产党，想起了毛泽东。他心想，或许毛泽东会对他展现出一定的宽容。
恰逢其时，1956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国焘搜集了香港的多家报刊，并细致研读了其中关于中共八大召开的相关报道。经过一番严谨的研究，他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倡导“双百”方针，政策趋向宽松，毛泽东或许能够放下过往恩怨，接纳他，凭借其丰富的经验与资历，中共至少会保证他的基本生活。
于是，他着手寻觅与中共有联络的香港人士，意图向中共中央传达其欲返回大陆安度晚年的愿望。然而，张国焘仍旧游走于两派之间，同时亦借助某些关系与美国人士取得联系，试探是否有合作的可能性。一些在香港的美国人士表示，美国方面有意提供援助，并已提供了一定数额的生活津贴。因此，张国焘在寻求与中共联络的同时，亦与美国人士保持着接触。
历经一年多的时光，至1958年，张国焘终于与共产党方面取得了联系。同年十月，在与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代表会面时，他表示愿意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并恳请中共中央提供必要的生活资助。
张国焘的此意，迅速传至大陆，抵达北京，并传达到中共中央的耳中。1959年1月5日，中共中央将张国焘所表达的观点整理成内部情况简报，并呈送至毛泽东手中。
中共中央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早已洞悉张国焘与美国人有所往来的事实，同时亦对张国焘所面临的生计困境有着深入了解。
当时，中美关系十分紧张，毛泽东先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我们是愿意帮助他解决生活困难的，但张国焘应该断绝同美国人的联系，不能一面与美国联系，拿美国人的钱，又一面拿共产党的补助。当简报传到毛泽东那里时，毛泽东根据他已经想好并且在一定范围内提出过的这一意见，提笔在简报上批道：
“应建议张国焘断绝与美国人的一切联系。若能实现，将考虑对其个人生活提供一定程度的资助。毛泽东注。”（详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三十页）
毛泽东的观点获得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广泛认同，随即，中共中央驻香港的工作人员迅速将此意见转达给了张国焘。
经过深思熟虑，张国焘最终向中共中央在香港的同事们表达了他的想法：昔日我扮演着角色的角色，而今我更愿意成为一位观众。我渴望减少悲剧的目睹，仅以旁观者的身份存在。
张国焘此言一出，已是昭示他不再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共事，更遑论为新中国贡献一己之力。至于关于为张国焘提供生活补助的议题，亦只能遗憾地搁置一旁。
与美国人合作
张国焘决心告别大陆，却面临生计困境，写作收入不再稳定。身处香港，生活之计让他苦恼不已。就在此时，一位美国大学的研究员主动伸出了援手。
在1961年某日，张国焘独自于家中闲适，忽闻门外有敲门声。其妻杨子烈跛足前往应门，门外竟是一位蓝眼金发的外国人。张国焘感到疑惑：虽与美国人有所交往，但对这位外籍人士却毫无印象。他心想，这莫非是误入家门之人？
正当我疑惑不解之际，一位洋人径自步入室内，一见到张国焘便主动开口，他口中吐露的，竟是一口地道的中国话。他自我介绍道：“我是美国堪萨斯大学名人中心的研究员，此次专程前来拜访张先生。”
张国焘引领客人步入客厅，随后展开了一场深入的交谈。在对话过程中，张国焘惊讶地发现，这位客人对中国历史，以及他个人的过往，都了如指掌，而且对张国焘本人亦颇多赞誉之词。这让他心中倍感喜悦。客人向张国焘咨询了诸多有关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问题，张国焘不吝赐教，一一作答，客人对此感到非常满意。二人就这样交谈了整整半天。
终章，来者对张国焘言道：你在中国共产党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若失去你的参与，任何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都将显得不完整。我建议您着手撰写回忆录，这将是一笔极具价值的财富。
张焘内心喜悦，笔也跃跃欲试。然而，如何出版却让他陷入了两难。尤其是家中经济拮据，撰写回忆录需耗时颇长，期间无法获得稿酬，故而写作回忆录并不能即时缓解困境。他沉默不语，内心挣扎。察觉到张焘的困扰，来人主动提出协助出版事宜，并说：“堪萨斯大学已邀请你撰写稿件，每月将支付你2000港元作为生活津贴，待书籍出版后，稿酬亦将如数奉还。”
张国焘一听，才明白，原来，此人是有备而来，是早就计划好了的。但一听到要给他出版回忆录，每月还先付给他2000港元，出版后还有一笔可观的稿费收入，他的心动了。要知道，自己一生不得志，通过发表回忆录，可以自己给自己的历史加上光环，这样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再说，每月2000港元，是个不小的数目，足可以使全家在香港维持一个中等生活了。没等张国焘答话，在一边的杨子烈对张国焘说：“特立，不妨写下来，将你的一生记录下来。”张国焘凝视着杨子烈，再望向来客，最终点头同意。
翌日，张国焘提笔落墨，回顾起自己的幼年时光。笔触细腻地描绘了他在私塾中的读书生活，以及那段充满抗争的“洪江会造反”岁月。接着，他记录了赴萍乡县县立小学求学的经历，以及在繁华的上海为考取北京大学所做的努力。进入北大后，他深受民主科学思想的熏陶，积极参与了五四运动的发起。在李大钊、陈独秀的悉心指导下，他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投身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随着文字的流淌，往昔的点滴如同电影般在眼前重现，时而心绪激荡，无法自抑，泪水往往在不经意间夺眶而出。
如此，张国焘笔耕不辍，历时四年，至1965年，其作品终于基本定稿。美国堪萨斯大学如约履行承诺，每月支付他2000港元。稿件最终完成之际，更额外支付了他一笔丰厚的稿酬，并取走了张国焘的手稿。
张国焘颇具心机。在创作过程中，他安排杨子烈另行誊写了一份稿件。当美国人取走原稿之后，张国焘手中依然保留着一份副本。他将这部书稿转交给了香港的《明报月刊》。
香港《明报月刊》的总编敏锐地洞察到了这部书稿的市场潜力：张国焘，一位传奇人物；他的经历跌宕起伏；他在中国共产党中担任过关键职务，洞悉众多内情；而在国民党中亦有过一段经历，同样对诸多情形了如指掌……基于此，他迅速作出决定，将这部书稿定名为《我的回忆》，并以连载的形式予以发表。
自1966年起，《明报月刊》陆续刊登了张国焘的《我的回忆》。每期发表，都为他提供了可观的稿酬。既有美国友人的资助，也有《明报月刊》的稿费支持，自此，张国焘的经济困境得以缓解。
1971年，《明报月刊》将张国焘的这部手稿分作三部曲予以出版，并在国内外广泛发行。依照合约规定，张国焘获得了丰厚的版税回报。因此，此时已移居海外的他，瞬间积累了可观的财富。
颇引人注目的是，在《我的回忆》一书问世之前，张国焘特地让妻子杨子烈撰写了一篇《张国焘先生略历》，并将其置于书首。在文中，杨子烈对张国焘赞不绝口，这无疑体现了夫妻间的相互支持与默契。
在张国焘完成《我的回忆》之际，杨子烈亦著成一部自传体著作。然而，杨子烈在文坛声名不显，经过与张国焘的商议，两人决定以《张国焘夫人回忆录》为名出版此书。该书于香港问世后，颇受欢迎，销量颇高。张国焘与杨子烈由此获得了相当可观的版税回报。
自携手美国伙伴开展合作以来，张国焘的经济收益便节节攀升。这一经历让张国焘逐渐磨砺出敏锐的经济意识。
拒绝王明之请
正当张国焘悠然自得地居于香港，过着闲适的“寓公”生活之际，家中突然降临了一位不请自来的访客。
来人是中国人，但自称是从苏联来的。他见了张国焘，寒暄之后，立即从皮包中掏出一封信来，双手递给张国焘。张国焘打开信一看，面露为难之色。杨子烈接过信来一看，见信中写道：
恺荫兄台雅鉴：
数十年未曾互通音信，心中颇感挂念。幸得拜读大作《我的回忆》，深感敬佩。毛泽东及其同党之阴谋诡计，已揭露于天下。敬请兄长在接到此信后，能前往莫斯科一游，共谋大事。谨此恭候佳音，祝安康如意。
陈韶禹，中共中革委主席。
张 国焘愣神片刻，目光定格在来者身上，竟未启齿。那来者却率先打破沉默，说道：“张先生，苏共中央同样怀有此意。若张先生有意前往莫斯科，所有相关事宜，将由我亲自负责安排。”
张国焘心中明白，王明一向反对毛泽东，在莫斯科写书骂毛泽东，大约见到他写的《我的回忆》后，想拉他到莫斯科，与苏联人一起，在莫斯科反对毛泽东。张国焘听说，王明在莫斯科自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委员会主席，现在，王明亲笔写上了，证明此言不虚。张国焘虽然心中明白，但对眼前的事，却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只好答道：这是件大事，容我考虑后再答复。来人约定，第二天下午再来听张国焘的意见。
送走访客后，张国焘的心绪飘向了对过往历史的沉思，以及对当下现实的深思熟虑。
张国焘对王明了如指掌。在米夫的全力支持下，王明一度跃升为中国共产党事实上的领导者。在其主导下，党的发展一度偏离了正确的道路，走向了极端的“左”倾路线，导致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与失败。
张国焘反思道，在莫斯科期间，虽对王明颇感不快，却因王明的权势，不得不屈尊与其交往。他深知，自己在延安时，因惧怕王明的报复，才借祭黄帝陵之际，投奔国民党。如今若重返莫斯科，乐观地想，或许能享受到与王明相似的奢华生活；悲观地想，可能仍受制于王明，甚至可能面临被其利用苏共力量杀害的风险。即便这种担忧无据，他与王明是否能够相处融洽，也还是一个未知数。
想来想去，没有主意，便征求杨子烈的意见。杨子烈说：“前往莫斯科或许是一条出路，但你与王明能否相处融洽呢？在当地，王明与苏联人站在一起，他们掌握着主导权。若不遵从他们的意见，恐怕不会有好结果。若选择听从，则难免要受制于人。”
闻听杨子烈此言，张国焘心念已决，决定不再前往莫斯科，亦不再追随王明，更不再为苏联效力。
次日下午，王明的使者再度踏入张府。张国焘以诚挚的态度接待，微笑着对他说：“请转告韶禹先生，往昔的恩怨情仇，国焘早已释怀，我仅愿在平静与淡泊中度过余生。”
闻者心中顿悟，张国焘并无前往莫斯科之意，于是起身告退。
惊走加拿大
1966年，中国内地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香港的资讯历来流通迅捷。当地各大报刊每日纷纷报道大陆“文化大革命”的最新动态，诸如红卫兵的造反行为、造反派抓捕民众、暴力冲突、推行“喷气式”批斗，以及一些知名人士遭受迫害直至丧命，乃至自杀等现象。总的来说，香港媒体在当年对“文化大革命”的负面报道尤为密集。
张国焘日复一日地翻阅报纸，对大陆上兴起的“文化大革命”动态保持着极高的关注度。尽管对大陆的动荡局势忧虑重重，但既然自己已置身事外，便少有关注。至于个人的安危，张国焘心中自有定见：香港由英国管辖，无论大陆局势如何波动，都无法波及这片领土。红卫兵也不敢越界至香港对他进行揪斗，因此他可以在香港安享“寓公”之乐。
到了1967年，大陆的“文化大革命”闹得更厉害了，什么打砸抢抄抓，几乎每天都有发生。张国焘的心也揪紧了。
一日，张国焘漫步街头，忽见香港的街巷亦张贴起大幅标语，他的脸色顿时剧变，气急败坏地赶回家中，将所见情形告知杨子烈。杨子烈亦感焦虑不安。自此，两人心绪不宁，闭门不出，仅依赖报纸来获取信息。在这期间，张国焘对报纸的阅读愈发细致，对某些报道更是反复推敲，深入挖掘其中的言外之意。
日前，邻人告知杨子烈，不久前，有两位不速之客前来询问张国焘的居所。杨子烈立刻将此事告知了张国焘。
张国焘心中愈发不安，他深知自己在香港的住所并不公开，知道的只有寥寥几位亲友。然而，为何会有陌生人四处打探他的藏身之处？这难道是大陆的红卫兵或其他反动组织派员潜入香港？如此一来，他们或许会寻到他的藏身之处，突然闯入将其绑架回大陆，那他的性命堪忧。这种恐惧让张国焘和杨子烈夜不能寐，整日提心吊胆。
持续如此并非良策。因此，张国焘与杨子烈商讨后决定：在诸多策略中，逃逸乃上策。至于去向何方？唯有前往加拿大投靠其子。
原来，张国焘育有三子，长子张海威已定居加拿大，现于一家研究所从事数学研究工作；次子张渝川亦居于加拿大多伦多，担任工程师；第三子则在美国纽约执业为医。三位儿子中，两位身处加拿大，鉴于加拿大当时宽松的移民政策，张国焘夫妇决定前往加拿大，投奔他们的长子与次子。
那一年，1968，张国焘与杨子烈在香港处置了家产后，携带着多年辛勤积累的积蓄，踏上了飞往美国的航程，告别了香港的故土。
张国焘与杨子烈原计划前往加拿大，却意外选择了飞往美国的航班。原来，他们经过讨论后，决定先行赴美探望次子，后续再转往加拿大。
随着飞机的腾空而起，张国焘眼中泛起了泪光，内心深知，这一别，恐怕再难重返祖国的怀抱。
正如张国焘所预先感受到的那样，尽管在加拿大，身旁有妻子杨子烈及两个儿子的陪伴，然而孤独与凄凉依旧挥之不去。
贫病交加，异乡冻毙。
在1979年11月26日，张国焘迎来了他的82岁寿辰。那天，三个儿子将他接出位于老人病院的住处，带回了大儿子张海威的家中，共享天伦之乐让张国焘的心情有了显著改善，他不愿意再返回那寒冷难耐的老人病院。然而，不回老人病院又能前往何处呢？家中的经济状况本就紧张，若再承担张国焘的生计，生活将更加艰难。无奈之下，张国焘只得再次回到那他不情愿居住的老人病院。在离开家时，杨子烈为他准备了数床毛毯，希望能帮助他抵御寒冷的侵袭。
1979年的冬日，加拿大气温骤降，大雪纷飞，连绵不绝。12月2日之夜，病榻上的张国焘在翻身之际，不慎将铺盖与毛毯抛落地上，多次按响铃铛呼唤护士，却始终未见回应。至次日凌晨5时，张国焘已陷入生命的最后阶段。当亲人匆忙赶到位于病院的老人住所时，张国焘已然离世，已有多时。
在张国焘事业如日中天，率领着雄壮的10万红四方面军将士征战川陕之际，他目光所及之处是前来与四方面军汇合的毛泽东领导的一万中央红军。然而，他未曾料想，自己的晚年竟会落得如此凄凉，更未想到自己离世后，子女竟无力承担丧葬费用。张国焘的三位儿子各有家室，均无力承担全部丧葬费用，杨子烈只得将此事告知蔡孟坚。蔡孟坚则通过黄少谷向蒋经国转达了这一消息。
数日之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汇款蔡孟坚3500美元，此款专用于料理张国焘的后事。1979年12月5日，张国焘的遗体得以安葬于多伦多的一座公墓之内。
张国焘离世后，其骨灰被安放在加拿大多伦多的某座公墓之中。
注：关于张的死，有不同说法，比如公众号上有篇文章《在多伦多遇见三位历史名人》里面这样写道：
张国焘在晚年选择了多伦多为家，但关于他因在养老院“冻死”的说法，不过是流传的误传，并无确凿的历史记载。1968年，他举家搬迁至加拿大的多伦多。他的三个儿子分别定居北美，他们分别是医生、工程师以及大学教授。1976年，张国焘不幸中风，被安置于世嘉堡的一家养老院中疗养。不幸的是，他在1979年离世。在他入住养老院的期间，当时的加拿大总理“大土豆”特鲁多——如今加拿大总理“小土豆”的父亲——曾特地前去看望他。
